亨利?保爾森在2006年到2009年，曾擔任美國財政部長。

近日他在寫了一篇關于“美元的未來”的文章。文章里面敘述了他對美元和人民幣的看法，以及面對人民幣的挑戰，美國應該如何應對。

3月下旬，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混亂之中，全球金融市場崩潰了。就像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那樣，國際投資者立即尋求美元的避難所，美聯儲不得不向全球同行提供巨額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75年，美元的主導地位并沒有減弱。

美元的持久統治地位是非凡的，特別是考慮到新興市場的崛起和美國經濟的相對下滑，美元從1960年的世界GDP的近40%下降到今天的25%。但美元的地位將受到考驗，美國政府是否有能力經受住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考驗，是否有能力制定經濟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使美國能夠管理其國債并遏制其結構性財政赤字。

美元的地位很重要。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角色，使美國有可能對美元資產支付較低的利率。同樣重要的是，它使美國能夠承受更大的貿易赤字，降低匯率風險，并使美國金融市場更具流動性。最后，它對美國銀行有利，因為它們更容易獲得美元融資。

美元長期保持這種地位是一種歷史反常現象，尤其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到目前為止，中國的人民幣最有潛力與美元抗衡。

中國的經濟規模、未來的增長前景、融入全球經濟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都有利于人民幣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就其本身而言，這些條件是不夠的。中國在金融領域備受矚目的成功——包括移動支付系統的快速部署和中國人民銀行最近測試數字人民幣的試點項目——不會改變這一點。央行支持的數字貨幣不會改變人民幣的基本性質。

在人民幣真正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之前，中國政府仍有許多重大障礙需要克服。中國需要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方面取得更大進展；改善公司治理；發展高效、規范的金融市場；贏得國際投資者的信任；這樣北京就可以取消資本管制，使人民幣成為市場決定的貨幣。

華盛頓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美國應該保持其在金融和科技創新方面的領先地位，但沒有必要夸大中國數字儲備貨幣對美元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美國必須保持創造美元首要地位的條件：一個植根于健全的宏觀經濟和財政政策的充滿活力的經濟；一個透明、開放的政治體系；以及國外的經濟、政治和安全領導。簡而言之，維持美元的地位并不取決于中國的情況。相反，這將幾乎完全取決于美國適應新冠肺炎疫情后經濟的能力，以使其繼續成為成功的典范。

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競爭

許多從中國回來的人都屏息感嘆這個國家已經變得多么無現金化。從在街角小店買零食到給乞丐錢，如今，一切都通過智能手機和二維碼進行。ATM是過時的固定設備。中國企業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競爭力越來越強，中國消費者是其最大的用戶。

這些事實經常讓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可能很快就會危及美元的全球地位。這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也不清楚美國是否真的在金融科技方面落后了。中國不是金融技術的先驅，而是技術的快速采納者和推廣者。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Alibaba）和騰訊（Tencent）率先創建了能大大提高數字交易效率的服務，同時利用龐大的無銀行賬戶客戶市場，尤其是在中國農村地區。他們的服務的接受程度是驚人的。以2018年為例，中國移動支付交易額總計41.5萬億美元。

這一成功之所以成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現有的金融基礎設施陳舊，國有銀行體系效率低下。同樣重要的是，信用卡從未在中國站穩腳跟，因此，當智能手機變得便宜和普及時，從現金經濟直接跳到手機銀行是非常明智的。

更重要的是，盡管中國已變得如此“無現金”，但許多美國人也很難回憶起他們最后一次使用現金進行除小額交易以外的任何交易。它們可以瞬間無縫地將錢從一個銀行賬戶轉移到另一個銀行賬戶。Venmo和Apple Pay等移動支付服務與支付寶（Alipay）和微信一樣好用。但總的來說，美國人還是更喜歡信用卡，因為使用信用卡就像使用電話一樣方便，而且現有的金融基礎設施是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賴的。

中國科技公司已加大創新力度，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并彌補中國金融基礎設施的不足。此外，它們已開始在發展中市場部署這些技術，這些新興經濟體鼓勵人們立即接受智能手機，從而為中國企業提供了獲得市場份額的巨大機會。

關于數字人民幣

盡管中國央行最早可能在今年推出一種數字貨幣，但媒體的報道夸大了這種貨幣的實際轉變程度。那些擔心這種發展可能預示著美元主導地位的終結的人誤解了，雖然貨幣的形式可能在改變，但其本質并沒有改變。

數字人民幣仍然是人民幣。而不是重塑了金錢。用于交易的貨幣形態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中國儲備貨幣地位的前景取決于適用于該貨幣發行者的同一組因素。盡管中國政府推動使用人民幣結算貿易交易，作為人民幣國際化努力的一部分，但石油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計價。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所享有的特權幾乎不是預先注定的。美元的領先地位是由歷史偶然事件、二戰后的地緣政治狀況、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的政策以及美國經濟的規模和活力綜合而成的。今天，美元的“自然壟斷”似乎是國際體系的一個固定組成部分，但在20世紀上半葉，美元和英鎊作為儲備貨幣實際上是針鋒相對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貨幣體系可能會再次給予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相對同等的權重。人民幣是一個主要的競爭者，因為它已經與日元、歐元和英鎊一起成為儲備貨幣。在沒有發生重大災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有望在可預見的未來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這也將是第一個從COVID-19危機中復蘇的主要經濟體。

不過，人民幣能夠加入美元成為主要儲備貨幣，這還不是定論。要實現這一地位，中國需要改革經濟，發展資本市場，但改革的方式既困難又涉及復雜的國內政治考慮。中國近期的雄心壯志需要類似的轉變——比如到2020年將上海建成一個成熟的全球金融中心——但到目前為止都被推遲了，在實行資本管制和匯率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情況下，全球金融中心根本就不可行。人民幣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前景也是如此。

盡管中國政府支持的數字貨幣本身不太可能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它肯定會促進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在貨幣不穩定的國家，比如委內瑞拉，數字人民幣是當地貨幣的一個有吸引力的替代品。騰訊等中國公司已經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占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它們可能會擴大在這些國家的市場份額，引領未來的數字人民幣獲得市場份額。這可能有助于提高人民幣的全球地位，并成為中國向海外投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

美國應該怎么做？

就目前而言，美國應該少擔心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霸主地位的終結，多擔心私營部門部署新金融技術的能力。數字貨幣不僅僅是中國的想法，也不僅僅是中央銀行的領域——數字貨幣和移動支付的金融創新也在美國的私營部門進行。

同時，這些新技術也存在固有的風險。如果沒有可靠的數據隱私保證，這些技術的廣泛應用將是困難的。此外，這些新技術可以促進洗錢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動，所有這些都是令人關切的正當理由。

在創造金融創新、新的數字交易平臺和新的貨幣形式方面，硅谷和華爾街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如果這些創新成果得以實現，美國公司就可以創造出世界上最好、最安全的數字貨幣，并對非法金融實施強有力的控制。由此帶來的效率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將給消費者帶來切實的利益。

因此，決策者需要在降低這些新技術的風險和支持美國私營企業創新能力之間取得謹慎的平衡。危險在于——過分熱心的美國監管機構可能提高美國企業的準入門檻，以服務于那些更喜歡數字金融而不是傳統銀行業的美國人，以及世界各地沒有銀行賬戶的消費者。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全球約有20億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金融市場較弱、貨幣波動較大的發展中國家。

美元的風險來自于國內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需要認真對待中國作為一個強大的經濟競爭對手。但當談到美元的首要地位時，主要風險并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美國本身。美國必須保持一個能夠激發全球信譽和信心的經濟。如果不這樣做，假以時日，美元的地位將岌岌可危。

美元的地位代表著美國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基本健全。為了維護美元的地位，美國經濟必須保持成功和效仿的模式。這反過來又需要一個能夠實施政策的政治體系，讓更多的美國人富裕起來，實現經濟繁榮。

它還需要一個能夠保持國家財政健康的政治體系。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在沒有長期審慎財政政策的情況下仍能穩居高位。美國的政治體制必須對當今的經濟挑戰作出反應。

美國在國外的經濟政策選擇也很重要，因為它們會影響美國的信譽，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塑造全球成果的能力。為了維持這種領導地位，美國應倡導一項倡議，以調整和更新管理技術貿易，投資和競爭的全球規則和規范，以反映二十一世紀的現實。

華盛頓還應該注意，美元的主導地位使單方面制裁成為可能。以這種方式對美元進行武器化可以激發美國盟友和敵人發展替代性儲備貨幣的力量，甚至可能共同努力。這就是歐洲聯盟一直在推動進一步促進歐元在國際交易中的應用的原因。

出于同樣的原因，人民幣是否會加入美元成為主要儲備貨幣，將完全取決于中國如何重塑自己的經濟。但是，如果北京成功地實施必要的改革，它將創造一個對美國商品和服務出口更具吸引力的經濟，并為在華經營的美國公司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這種變化將使美國受益。

一國貨幣對其持有者的價值最終反映了該國的經濟和政治基本面。美國在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后若干年的表現將是一個重要的考驗。首先，該國必須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使之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以管理國債和結構性財政赤字的軌跡，并且絕不能浪費維持其經濟實力的基礎，所有這些基礎都扎根本著創新和有效政府的精神。如果華盛頓堅持這一方針，那么就有理由對美元充滿信心。